第一章
我妈这辈子没坐过火车。
但她知道每一趟列车经过镇口道口的时刻。
下午四点十七分，南下。
凌晨两点零三分，北上。
她去世那天，我在她房间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皮盒子。
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火车票。
1981年到2012年，每年一张。
去往同一个城市。
全部没有使用过。
1982年，我五岁。
那年冬天特别冷，镇上的土路冻出裂缝，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我妈在粮站上班，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六点回来。
回来第一件事不是脱鞋，不是做饭。
是蹲在灶台前，把我白天弄乱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回去。
筷子对齐，碗摞好，抹布叠成方块。
日子再穷，规矩不能乱。
我那时候不懂，只觉得她凶。
隔壁张婶家的孩子可以在泥地里打滚，我不行。
别人家的孩子吃饭吧唧嘴，我不行。
我问她凭什么。
她拿起一根筷子在碗沿上敲了一下，清脆的一声响。
凭你是你。
说完去热饭了，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
粮站的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十七块五。
每个月发了工资，她先去供销社买十斤面粉、两斤米、一瓶酱油。
剩下的钱分成三份。
一份给我交学费，一份存着过冬买煤，还有一份——用旧信封装着，压在枕头底下。
我问那是什么钱。
你爸寄回来的，给你攒着上学用。
我爸。
这个词在我们家像一件不能穿的衣服，挂在柜子最里面，谁也不去碰。
我知道他在很远的地方修铁路。
我妈说的。
她说爸爸在南方修一条很长很长的铁路，修好了就能坐火车回来了。
我问，那火车经过咱们镇吗。
她顿了一下，说经过。
什么时候经过？
下午四点十七分。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十七分，我都趴在窗户上等火车经过。
绿皮火车轰隆轰隆，拉着一长串车厢，从镇口道口碾过去。
汽笛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使劲挥手。
我妈说，爸爸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我。
我信了。
信了很多年。
后来我上学了，知道了火车有时刻表，也知道了修铁路的工人不会一修就是十年。
但我没问。
不是不想问，是怕问了之后，连那个爸爸在修铁路的故事都没有了。
小学三年级的冬天，同桌王军把我的铅笔盒摔在地上，铅笔滚了一地。
他指着我笑。
苏然，你爸是不是不要你了？我爸说你爸跑了，你妈是个被甩的女人。
我没说话。
蹲下来，把铅笔一支一支捡起来装回铅笔盒。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我妈正在厨房切白菜。
我站在门口看她。
刀切在砧板上，一声一声，有节奏的。
妈，我爸到底在哪？
刀声停了。
她没回头。
在修铁路。
都修了快十年了，还没修完吗？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不是生气，不是难过。
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疲倦。
苏然，有些事长大了就知道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
她没再说话，转过身继续切菜。
刀声一下一下，砧板上的白菜丝越来越细，越来越碎。
那天晚上，我听见隔壁传来很轻的声音。
不是哭。
是一种闷在嗓子里的、压着不肯出来的呜咽。
像火车经过道口时汽笛的尾音。
第二天，我偷偷跟了我妈。
下午放学没回家，躲在道口旁边的草垛后面。
四点十七分，我妈准时出现在道口旁。
她没有看我趴过的那扇窗户。
站在道口栏杆外面，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仰着头，看铁轨的方向。
绿皮火车来了。
车轮声震得地都在抖，汽笛声拉得很长。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任凭火车带起的风吹乱她的头发。
火车过去了。
她还是站在那里，又站了大概三分钟。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攥在手心里，举到胸口的位置。
太远了，我看不清是什么。
她站了一会儿，放下手，转身往回走。
走到一半，她突然停下了。
她看见我了。
眼神一下子从疲倦变成惊慌，又从惊慌变成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谁让你来的？
我从来没见她这么凶过。
我就是路过——
回家去！
她几乎是拖着我走回了家。
到家之后把我推进屋里，关上门，在外头站了很久。
我趴在门缝上看，她蹲在地上，背对着我。
肩膀一抖一抖的。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给我盛了一碗粥，夹了两筷子咸菜。
粥是凉的，但她热了三遍才端给我。
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萝卜条切得很细，放了辣椒，是她知道我喜欢的口味。
她坐在对面，不看我，只是低头扒饭。
吃了几口，突然说了一句。
以后别去道口了，那边灰大。
我嗯了一声。
我们谁也没提下午的事。
但我注意到，她端碗的手在抖，筷子碰到碗沿发出细碎的声响，像铁轨接缝处传来的咔嗒声。
第二章
那之后，我妈再也没有在道口被我发现过。
不是我不再跟踪，是她更小心了。
有时候我会想，那天她在道口手里攥的到底是什么。
但我从来没有问出口。
日子像那条铁轨一样，笔直地往前延伸，没有弯，也没有岔路。
我妈在粮站干了十五年，后来粮站改制，她下岗了。
那年我十二岁。
下岗那天她回来得比平时早，手里提着一个搪瓷杯子和一条旧毛巾，是在粮站用了很多年的东西。
她把物件放在门口鞋柜上，进屋换了身衣服，就出门了。
我以为她去找工作，结果她去镇口百货商店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
花了八十块，两个月的下岗补助。
回来之后用纸壳子写了块牌子，挂在车把上。
杂货，日用品，便宜卖。
从那天起，她每天凌晨四点去县城进货，七点回来摆摊。
袜子、手套、针线、纽扣、肥皂、火柴，什么都卖。
冬天冷得伸不出手，她戴着露指手套，手指冻得通红，还在给人家算账。
有人讲价，她就笑一下，再便宜我就赔了。
但最后总会便宜一点。
晚上收摊回来，在灯下把零钱数一遍，毛票分币摞成一摞摞。
有时候数到一半她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手底下还压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
我帮她把钱收好，她醒了，揉揉眼睛，说数完了没有。
我说数完了，都放好了。
她笑一下，说这丫头，越来越会操心了。
数完了还是分成三份——学费，过冬，枕头底下。
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我妈高兴得破天荒买了一斤猪肉。
她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皮薄馅大，一个个码在案板上像列队的小兵。
边包边说，苏然，好好念书，念出去了就不一样了。
我问怎么不一样。
她想了想。
就不用像我一样，蹲在风里卖袜子了。
那天她笑了，笑得很真，眼睛弯弯的，皱纹挤在一起。
但笑完之后，她看了眼窗外，又低下头。
窗外铁轨的方向，有一列火车正经过。
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越来越响，又越来越远。
她攥着饺子皮的手紧了一下，然后松开。
继续包。
县城高中离家三十公里，我住校，一个月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我妈都在门口等我。
三轮车停在院子里，擦得干干净净，车斗里的货物码得整齐。
她比以前瘦了，脸上的肉越来越少，颧骨越来越突出。
但精神还好，总是问我吃得好不好，冷不冷，成绩怎么样。
我说都好。
她说那就好。
然后就不说话了。
她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
我们之间的话题，除了吃穿和学习，就没什么了。
不像别的母女，会聊心事，会聊未来，会坐在床头说悄悄话。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铁轨。
她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
中间是轰隆隆驶过的日子。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桌上放着一件新棉袄，碎花的，布料摸着很软。
我问谁买的。
你爸寄钱回来的时候，顺便寄的。尺寸是我报给他的，怕不准，你试试。
我摸着那件棉袄，针脚很密，扣子是塑料的，便宜货。
但我妈把扣子缝了两遍，怕我拽掉。
穿上刚好合身。
她在旁边看着，嘴角翘了一下，像是很满意。
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在我穿上新棉袄的一瞬间，闪了一下。
不是高兴。
是心虚。
那件棉袄根本不是我爸寄的。
是她自己去县城批发市场挑的，我看到了她藏在抽屉里的购物小票。
三十五块。
她卖多少双袜子才能挣三十五块。
我没有说破。
穿上了就没脱下来过。
那件棉袄我穿了三年，袖口磨得发白，棉花结成了块，但一直留着。
后来有一年冬天我翻出来穿，口袋里掉出一张纸条。
是我妈的字迹，写着苏然七年级，身高一米五三。
是报给那个不存在的爸爸的尺寸。
纸条折了两道，边角毛了，像被人反复打开又合上过很多次。
高二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对我妈说了重话。
起因很小。
开家长会，她穿着卖货时的旧棉袄来了，头发没怎么打理，手上还有冻裂的口子。
别的家长都穿着体面，她坐在最后一排，缩着肩膀，尽量让自己占的地方小一点。
散会后，同学李娜的妈妈走过来打招呼。
您是苏然的妈妈？成绩真好，您教育得不错。
我妈笑了笑，搓着手说都是孩子自己争气。
李娜妈妈看了眼我妈的棉袄，又看了眼她手上的裂口，笑了笑就走了。
那个笑容很微妙，不是嘲笑，但比嘲笑更让我难受。
是一种你不容易啊的同情。
我不需要同情。
回家路上我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三轮车嘎吱嘎吱地响。
她大概感觉到了什么，问怎么了。
我没回头。
以后家长会别来了。
为啥？
不需要。
她没说话。
三轮车还在响，但我没听到脚步声了。
回头一看，她站在原地，一只手扶着三轮车把手，另一只手揣在兜里。
路灯的光打在她脸上，表情很平静，但眼眶红了一圈。
行。以后不来了。
然后她骑上三轮车从我身边过去，没有回头。
风很大，她在前面骑，我在后面走，中间隔了大概十米。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铁轨。
高三那年，我拿到了保送名额。
可以不高考，直接进省城的大学。
班主任打电话通知我妈，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说好。
就一个字。
后来班主任跟我说，你妈挂了电话就哭了，在电话亭里哭了十几分钟，把电话亭的大爷都吓着了。
我没见过她哭。
准确说，见过一次。
就是五岁那年，躲在草垛后面跟踪她去道口那次。
她蹲在家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
那是唯一一次。
其他时候，她从来不在我面前掉眼泪。
生病了硬扛着，下岗了第二天就去买三轮车，冻得手指开裂口也不喊疼。
好像这世界上所有的苦，她都能一个人咽下去。
但保送这件事，她没能咽住。
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是她这些年唯一的好消息。
后来我去省城上学，每次给她打电话，她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吃了吗，冷不冷，钱够不够。
有一次我忍不住说，妈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后来每次想起来都会鼻子发酸的话。
妈不会说别的，但妈想说的是，妈想你。
说完她自己先不好意思了，赶紧补了一句，行了行了，挂了吧，长途电话费贵。
第三章
我去省城上大学那天，我妈送我到火车站。
她帮我拎着行李，一路走到站台上。
火车来了，她把行李递给我，站在站台上看着我上车。
我找到座位，透过窗户往外看。
她还站在那里，两只手揣在兜里，仰着头看车厢。
跟她在道口看火车的姿势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她看的是我坐的这趟车。
列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抬了一下手，像是想挥，又放下了。
然后转身往出站口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火车已经开了很远，站台上的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视线里。
我突然想起五岁那年趴在窗户上等火车的日子。
我妈说爸爸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我。
现在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了。
看的是她。
大学四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大一一个月回一次，大二两个月，大三一个学期，大四几乎没回过。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回去说什么。
我和我妈之间的对话永远只有那几句。
吃了吗？嗯。
冷不冷？不冷。
钱够花吗？够。
然后就是沉默。
电话里也一样，两分钟就能说完所有的话。
有一次挂完电话，室友问我怎么这么短。
我说没什么好说的。
室友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后来我才知道，室友跟她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半小时以上，聊学校的事，聊同学，聊八卦，聊未来。
我跟我妈没有这些。
不是不想聊，是中间好像缺了一根线，不知道怎么把话串起来。
那根线，可能叫爸爸。
但谁都不敢碰这个词。
就像铁轨上不能停的火车，经过了就经过了，不能回头。
大三那年冬天，一个陌生中年男人出现在学校门口。
灰色大衣，头发花白，脸上有很深的法令纹。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
苏然，我是你爸。
他的眼睛是棕色的，跟我一模一样。
鼻梁很高，也跟我一样。
他嘴唇哆嗦着，想伸手碰我，又缩回去。
你妈不知道我来找你。
我说不用来了。
他叫了我的名字，苏然。
我说不用来了。
转身走了。
他在后面喊了什么，我没听清，也不想听清。
后来他给我写过信，寄到学校收发室。
我没拆，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我不是恨他。
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一个缺席了二十年的人。
你好，太轻了。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太重了。
你还好吗，太假了。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那段时间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没提那个男人的事。
只是说我挺好的。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好。
停了几秒，又加了一句。
苏然，不管发生什么事，记住，妈在。
挂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通电话打完的第二天下午四点十七分，我妈又去了道口。
她在道口站了十五分钟，不是三分钟。
邻居李婶看见的。
李婶说，你妈站在那儿像个木头人，火车来了不走，火车走了也不走。
天黑了才回来。
回来时手里攥着什么东西，攥得紧紧的，问她也不说话。
大学毕业那年，我妈的身体出了问题。
她不说，是李婶打电话告诉我的。
苏然，你妈住院了，她不让说，但你还是回来看看吧。
我连夜坐火车回去。
到医院的时候凌晨四点，走廊空荡荡的，只有值班护士在打瞌睡。
推开病房门，我妈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睡着了，眉头皱着，像在梦里也不安心。
旁边小桌上放着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棉袄洗得发白，但叠痕笔直，像刀刻的。
口袋里露出半截纸，我抽出来一看——火车票。
2011年的。
去往南方的某个城市。
票面崭新，没有检票痕迹。
我把票放回去，在床边坐了一夜。
天亮时她醒了，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来了？
嗯。
不用来的，小毛病。
我帮她削了个苹果，她接过去没吃，攥在手里。
聊了几句，她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你爸要是知道你出息了，肯定高兴。
我手一顿。
她从来不会主动提你爸这两个字。
她看着窗外，眼神飘向远处。
窗外是医院的停车场，再远处是铁路线。
四点十七分，一列火车经过，汽笛声远远传来，像一声叹息。
她的手动了一下，像是要去摸口袋里的什么，又放下了。
出院后我请了一个月假在家陪她。
她说不用，让我回去上班。
我说回去也是闲着，陪你好。
她就没再说什么。
那一个月，我们之间好像缓和了一些。
虽然话还是不多，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
她做饭我烧火，她卖货我搬箱子。
有时候晚上坐在院子里，她会讲一些过去的事。
粮站的日子，卖货的辛苦，镇上的人情世故。
但从来不讲我爸。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当年我爸到底怎么走的。
她的手停了一下，正在织的毛衣针悬在半空。
跟你说了，去修铁路了。
修了三十多年还没修完？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毛衣针又开始动，但明显慢了。
苏然，有些事，等妈不在了你就知道了。
我心里一紧。
别说这种话。
她笑了一下。
人哪有不走的，早走晚走的事。
说完低下头继续织毛衣。
灯光照在她头上，白头发比黑头发多了。
我别过脸去，假装看院子里的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照着院子里的三轮车、晾衣绳、墙角的煤球炉。
照着我们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
走的那天，她站在门口没有送我去车站。
只说了句到了给家里打电话。
我走到巷口回头看，她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揣在兜里。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从门口一直拉到巷子尽头。
那个影子很瘦，很单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散。
她看见我回头，挥了挥手。
动作很小，像是在赶一只蚊子。
但我知道那不是。
那是一个不会说再见的人，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说再见。
第四章
我妈是2012年冬天走的。
肺癌。
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期了。
从确诊到走，只有四十天。
最后那几天，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片纸，呼吸又轻又浅。
她拉着我的手。
苏然，柜子最底下有个铁皮盒子，是给你的。
我说你别说了，歇着。
她摇头。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她的手很凉，骨头硌着我的掌心，像一截枯枝。
但我握紧了，没有松开。
妈，你别说这种话，我不听。
她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声音轻得像风。
这辈子，妈只骗过你一件事。你看了就明白了。
那天夜里十二点零三分，她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静，呼吸一点点变浅，变轻，最后没有了。
像一趟列车驶进远方，汽笛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终于听不见了。
窗外没有火车经过，只有十二月的寒风呜呜地响。
铁皮盒子打开那一刻，我以为会看到存折或房产证。
结果是一沓火车票。
1981年到2012年，三十二张。
每年一张，去往同一个城市——南方的一座工业城。
每一张票面崭新，没有检票孔，没有折痕。
票面上的名字都是我妈的：赵秀芝。
火车票最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封上写：苏然亲启。
信很长，字迹一开始还算工整，到后面越来越潦草，像一边写一边在哭。
我坐在地上，一字一字读完。
手在抖，信纸在抖，整个房间都在抖。
信里说——
你爸没有修铁路。
1980年，他被分配去了南方的钢铁厂。
说好去两年就调回来，但两年后名额没下来。
又等了两年，还是没有。
第三年，他在那边跟厂里一个女工组成了家庭。
他知道这事对不起我，寄过一笔钱，写了封信说对不起。
那封信我收到的时候你刚上小学。
我把信撕了，钱留下了。
因为我要养你。
我没有告诉你真相。
是不想让你知道，你爸不要我们了。
我宁愿你恨他不回来，也不想让你知道他已经有了别的家。
恨一个人，比知道一个人不要你，要好受一些。
火车票是我每年给自己买的。
买的时候都想，今年一定要去一趟，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但每年票买完，就没有勇气上车了。
后来不去也不是没勇气了。
是怕去了之后发现他过得很好，比我们都好。
那我这三十年算什么呢。
每天下午四点十七分去道口看火车，不是在等你爸。
是在提醒自己，这世界上有一条铁轨，一直通到他所在的地方。
火车去了，我没有去。
三十年，一次都没有。
苏然，妈这辈子最对不起你的，就是让你以为你爸还在意你。
他不在意。
只寄过那一次钱，写过那一次信。
之后的钱都是我自己攒的。
你上学的钱，买棉袄的钱，都是我卖袜子卖出来的。
对不起，骗了你这么多年。
你不用去找他，也不用原谅他。
妈只希望你过得好。
信纸上有几处被水渍洇开的地方，字迹模糊成一团。
我知道那不是水。
我把信放下，拿起那沓火车票，一张一张看。
1981年，硬座，13.5元。
1985年，硬座，17元。
1990年，硬座，24元。
1997年，硬座，38元。
2003年，硬座，52元。
2008年，硬座，67元。
2012年，硬座，78元。
票价年年涨。
但每一张票都安安静静躺在铁皮盒子里，哪里也没去。
像我妈。
哪里也没去。
她在这个小镇上站了三十年，看着一趟趟火车从面前经过，每一趟都是去往那个方向的。
每一趟都没有她。
我把火车票抱在怀里，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哭声很大，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
隔壁邻居大概以为我在收拾东西。
其实我在收拾的是，三十年来我对我妈所有的误解。
我以为她凶，其实她怕。
我以为她冷漠，其实她把所有的暖都给了我，自己留了个空壳。
我以为她每天去道口看火车是在等我爸，其实她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每天都想走，每天都走不了。
那些火车票不是希望，是伤口。
每年撕开一次，再愈合，再撕开。
三十二年，三十二道疤。
信的最后，她的字迹已经不像字了。
歪歪扭扭的，像铁轨的弯道。
最后一行写着——
苏然，妈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是生了你。做得最错的事，是骗了你。下辈子，妈不骗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天都亮了。
窗外的光透进来，落在铁皮盒子上，落在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火车票上。
每一张票面都泛着微微的黄，像旧照片的颜色。
但票面上我妈的名字，赵秀芝，三个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像她这个人一样。
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糊涂事，唯独在这一件上，糊涂了三十二年。
办完后事，我拿着铁皮盒子和那封信，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车，硬座。
跟我妈那些没用过的票，同一个方向。
火车经过镇口道口时，我看着窗外。
道口的栏杆还在，旁边的草垛早没了，换成了一个小卖部。
三十年前，我躲在草垛后面，看我妈站在道口旁仰头等火车。
三十年后，我坐在火车上经过那个道口，她不在了。
火车轰隆隆地响，汽笛声拉得很长很长。
我闭上眼睛，好像又听见她在说——
下午四点十七分，南下。
你爸坐在靠窗的位置，能看到你。
可她才是那个一直在靠窗位置往外看的人。
看了三十年。
看到最后，什么也没看到。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冰凉凉的。
列车员推着小推车经过，问我要不要喝水。
我摇了摇头。
推车轮子咕噜咕噜地响，像小时候我妈那辆三轮车的声音。
我突然想起一件很小的事。
高三那年冬天，有一次我回家，凌晨四点多被渴醒了，起来找水喝。
路过厨房的时候，看见灶台上放着一碗热粥，旁边压着一张纸条。
妈去进货了，粥在锅里，趁热喝。
那时候我以为她只是起得早。
现在想来，她每天凌晨四点出门，在零下十几度的黑夜里蹬三轮车去县城，进了货再赶回来给我做早饭。
然后七点出摊，卖到天黑，数完钱，睡两三个小时，又是凌晨四点。
周而复始。
十五年。
她从来不喊累。
她喊过什么呢？
她只说过一句话——你爸寄钱回来了。
这句话，她说了十五年。
每说一次，都是在往自己的心上扎一刀。
到了那座城市，我找到了地址上的小区。
老旧的厂区家属院，灰色楼房，阳台上晾着衣服。
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没有上去。
我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
你好，太轻了。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太重了。
你还好吗，太假了。
跟他当年出现在我校门口时，我的处境刚好反过来了。
我理解了那时候他的沉默。
有些话不是不想说，是说什么都不对。
我正准备走，楼道里出来一个老人。
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手里拎着塑料袋，装着几根油条和一杯豆浆。
他走路的姿势很慢，每一步都像是量过的。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看了一眼。
他停下来。
嘴唇哆嗦着，塑料袋掉在地上，油条滚了出来。
苏……然？
我没有说话。
他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没有声音，就是流。
像拧开了水龙头，关不上。
他的手在抖，想伸手碰我，又缩回去。
跟十几年前在校门口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的手，很大，关节粗大，指甲里有洗不掉的黑色痕迹。
是钢铁厂工人的手。
他站在那里，老了，矮了。
不再是我想象中那个在远方修铁路的背影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一个犯了错、来不及弥补的老头。
他就那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解释什么。
但没有说出来。
大概他也知道，有些事解释不了。
三十年前一个选择，三十年后一句对不起，中间隔着的是我妈一个人扛下来的所有。
我不恨他。
恨不起来。
因为恨他，就是在否定我妈那些年的付出。
我妈不恨他，她只是委屈。
委屈了三十年。
我弯下腰把油条捡起来，放回塑料袋里递给他。
他接过去，手还在抖。
我说油条凉了不好吃。
然后转身走了。
没有回头。
回去的火车上，我打开铁皮盒子，拿出那三十二张火车票。
窗外是金黄的麦田，夕阳把一切都镀上了暖色。
我把火车票一张一张从车窗缝隙递出去。
风把票卷起来，吹散在田野上。
像替我妈走了一趟她一辈子没走完的路。
最后一张，2012年的，我没有扔。
放回铁皮盒子里，带回了家。
回到家，我把盒子放在柜子最底层，跟我妈放的位置一样。
然后去了道口。
下午四点十七分，绿皮火车轰隆隆地经过。
我站在道口旁边，两只手揣在兜里，仰着头看火车一节一节驶过去。
汽笛声响起来的时候，风吹乱了我的头发。
三分钟后，火车走远了。
我没有像我妈那样继续站着。
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突然停下来。
从口袋里掏出那张2012年的火车票，看了一眼。
票面上她的名字，工工整整。
赵秀芝。
攥紧了，指节发白。
然后松开手。
风把票卷起来，卷过铁轨，卷过道口，卷向火车远去的方向。
越飘越远，越飘越高，最后变成一个白点消失在暮色里。
我转身回家。
灶台上还有半棵白菜。
拿起刀，开始切。
刀声一下一下，砧板上的白菜丝越来越细。
跟我妈当年切白菜的声音，一模一样。
窗外，最后一列火车经过镇口道口。
凌晨两点零三分，北上。
汽笛声远远传来，像一声叹息。
我停下刀，听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切。